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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厂反腐风暴

在BAT中掉队的百度,其股权结构的安排或许是一个例证。从百度向美国SEC递交的文件中看,截至2020年1月31日,李彥宏在百度持股为16.4%,其妻子马东敏持股4.68%。

与之对比的,是包括余正钧、沈抖、王海峰、崔珊珊在内的高级打工仔持股占比,加起来仅为1%。这就意味着,按照百度最新股价计算,高级打工仔合计持有的2万股百度股票,市值不过300万美元。

尽管这个数值在多数人看来已经足够充裕,但在高级打工仔那里,只要他们稍稍动动心思,就可以有银两源源不断地流入,多少钱又谈得上多呢?

就像今年4月涉嫌贪腐被抓的百度副总裁韦方。被抓前在百度负责财务,还担任百度系多家公司的“监事”一职,其中包括百度至关重要的营收渠道“搜索公司”。

像韦方这样成功爬到高位的高级打工仔,在和创业者一起打天下的时候竭尽全力,等到天下打下来了,怎么守可能还没学会,就做了手握实权的管理者。

这个时候,他们虽是资本管理者,毕竟本身还是打工者。面对无数风口,也看到无数的风口稍瞬即逝,那些他们一度追求的安全、公平和透明,往往就退居次要了。

同样迷恋上这套权力的游戏规则的,还有杨伟东。在人事高管多变的阿里,曾任优酷总裁、阿里音乐CEO杨伟东一度被形容为“流水的大文娱高管,铁打的杨伟东”。

“不倒翁”杨伟东黯然离场,是因为他在任职阿里期间,掌握着离“油水”很近的业务。

据媒体报道,搜查杨伟东住所时,搜查人员就像在看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墙壁上都是钱。

掌门人阈值

我们不禁要问,这两三年的反腐,仅仅是因为高级打工仔给公司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难道这些公司就不惧怕公开家丑?

事实上,这与反腐的成本有着密切的关系。

执掌阿里廉正部的蒋芳,作为十八罗汉之一,在阿里创业初期就有“内务部长”之称。十年前,唯一敢拆马云台的她,被调至每天都有上百亿现金流的中供部门,实行整风运动,后发生了阿里史上的人事大地震。

蒋芳查出供应商内外勾结、员工拿巨额回扣的真相。受这场沸沸扬扬的阿里售假风波影响,时任阿里全球副总裁的卫哲和COO李旭晖两位高级打工仔引咎辞职。

究其原因,是近百名销售人员与“中国供应商”名录下的公司存在利益交换,管理层长期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纵容这些公司通过发布低价热门消费电子产品供应信息对国外买家进行诈骗。

为什么纵容?贪腐有成本,反腐也有成本。表面上看,这些高级打工仔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实上,心里则不断地盘算、权衡贪腐与反腐之间的利弊得失。

你已经发现你任职的公司收益出现了下滑,那么,你应该提醒一下那些打工仔,无论高级与否,都不要触发某个阈值。

蒋芳不一样,她的收益就是反腐本身。所以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蒋芳直接爆粗口:“真是TMD太气人了!”

为维护阿里的价值观,马云最终不得不“挥泪斩马谡”。

而卫哲是马云拉来的合伙人,马云其实对其寄予厚望。从某种程度来说,阿里这次“挥泪斩马谡”更像是为了给外界一个交代,是阿里在贪腐与反腐之间做一个成本与收益的考量而已。

相比之下,如今互联网的反腐可以称得上是下了猛药,密集、公开,并且是自发的,甚至还要为公司名誉和市场反应冒险。

为何?这与互联网行业的现状,是直接相关的。

通俗来说,这些年互联网公司包括那些巨头们的收益增速下降,增收压力越来越大,当贪腐最终触及掌门人的成本收益阈值—反腐,就不可避免了。

在过去高速发展中,中国互联网经济产生了大量具有托拉斯气质的集团,一些人对中国经济的资源和市场都形成了垄断,并衍生出了一块诱人的寻租蛋糕。

流量生意就是一个典型。

人们看到了,删减差评。淘宝小二通过给推荐、删差评、倒卖数据等赚取“好处费”。

人们看到了,竞价排名。百度与莆田新的利益关系,无需多言。具有垄断性质的搜索引擎与陷阱式的医疗的作恶行为结合,冲撞着人们的道德神经。

但如今,整个中国互联网的各项经济指标已经出现持续放缓迹象,营收利润等方面都较难达到预期。甚至像百度一类的公司,市值更是急剧萎缩。

这些巨头愈加在意现金,重视效率,反过来,对那些以补贴、流量分发而换取所谓绩效的贪腐行为都不再姑息。

反腐,就从遮遮掩掩,变为了常态化。最重要的不是实现零贪腐,而是销毁高级打工仔的“芝麻开门”的按钮,大幅度提高贪腐犯罪的成本预期。当高级打工仔意识到,贪腐的成本越大、收益越小时,贪腐的概率也就越小了。

如果你已经发现你任职的公司收益出现了下滑,那么,你应该提醒一下那些打工仔,无论高级与否,都不要触发某个阈值,也不要去挑战人性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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