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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中国的“国家独特性”

2019年8月22日,北京,市民在央视大厦對面一家露天餐厅就餐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理解当下中国必须重回历史。无论从文明传承还是民族复兴的视角,都能从纷繁复杂的历史影像中看出中国的“国家独特性”。

为何在西方殖民主义浪潮冲击下,中国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屹立不倒?因为与同时代很多有类似历史遭遇的国家不同,无论是晚清、民国还是新中国,都在致力于现代国家的构建,而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这是中国“国家独特性”最为显性的特征,也是理解当下中国、思考未来中国的逻辑基点。

独特的背景

“到1914年为止,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范围已占全世界陆地面积的84.4%以上,但直到近代,中国都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发展轨迹为何与欧洲掌控的全球格局大相径庭?”美国学者斯蒂芬·哈尔西在其《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的开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忽略它就无法理解当下的中国,也难以理解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某种程度上说,这个问题是中国“独特”之源。哈尔西通过分析第一次鸦片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把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放在世界历史语境下,解释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为何能屹立不倒,并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但在探讨中国如何较为成功地构建现代国家前,有必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被动地卷入西方殖民主义浪潮前,中国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与后来有类似历史遭遇的国家相比有何独特之处?

我们不妨从最直观的历史事实入手,即从清朝到民国再到新中国,中国的疆域大体保持完整,中央政权从未完全失去对疆域的控制。相比来说,在领土和人口上曾一度与清朝中国接近的奥斯曼帝国,最终“萎缩”到安纳托利亚半岛(土耳其),而莫卧儿王朝的印度则彻底沦为了西方的殖民地。

“大一统”思维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无需赘言,但在清朝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体现在清朝政府对包括西藏、新疆、蒙古在内的边疆的实际控制力,但更为关键的是,就治理手段来说清朝政府已经带有某些“现代”特征。

相比于明朝,清朝对边疆的控制,带有更明显的事实管辖特征。比如,清朝在击败准噶尔势力后即在拉萨驻有常备军,并设立噶伦与西藏地方精英共同处理地方政务,后来又设立了常驻拉萨的驻藏大臣。

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说,清朝政府对边疆的军事控制,主要考虑是为了稳定作为统治核心的内地。也就是说,把稳定边疆作为统治内地的外围屏障。但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军事存在”至今仍是一国中央政府彰显事实管辖的重要手段。清朝政府在边疆的军事存在,与旧式、传统的帝国以及欧洲殖民列强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政治意义上已带有现代特征。

美国学者简·伯班克和弗雷德里克·库珀,在《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一书中,以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等旧式帝国为例,详述了对外扩张与帝国存在之间的密切联系。简单地说,这些帝国的扩张与财富掠夺直接相关,一旦停止扩张,帝国存续危机就接踵而至。而清朝则完全不一样,它对边疆的控制与财富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与带有现代性的主权管辖更为接近。

中国历史上在官僚体制的“非人格化”,以及权力运作的世俗化方面,远比历史上那些欧亚帝国要成功和有效。

另一个差异是治理手段。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奥斯曼帝国,其对外扩张都带有强烈的宗教动机。清朝政府重视宗教在稳定西藏、蒙古、新疆中的作用,但它也一直在政策上防止宗教权力化,底线是不能使宗教影响转化为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力量。

清朝乾隆年间在平定新疆大小和卓叛乱后,对“伯克”(地方首领)制度进行改革,废除其世袭制,并禁止阿訇介入行政性事务管理。在官僚体制上,这种做法已经在向更具现代特征的“非人格化”靠拢。

政治原则上实行政教分离,权力运作上推行世俗化,这都与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不一样,更带有现代民族国家政治的特征。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也指出了这个不同点:中国历史上在官僚体制的“非人格化”,以及权力运作的世俗化方面,远比历史上那些欧亚帝国要成功和有效。

当然,清朝统治者不可能具备主动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意识,形成这种局面主要是“无意识”的。但在当时清朝中国独特的内外环境因素作用下,客观上促成了其不同于旧式帝国的特征。

18世纪中期,中国的人口总量已突破2亿。这样的超大型人口规模,在当时的世界上绝无仅有。这意味着,即便清政府维持极低的税率,也能产生庞大的、足以确保国家正常运转的财政收入。

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比例的现实,事实上形成了人口高度同质化的局面。这一方面为内部分歧、矛盾乃至动荡的低频率提供了可能,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延续、塑造身份“认同”。

秦汉以来形成的以中原为腹地的文明核心地带,对中国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向心力已反复被证明,这种影响在清朝达到了新的高度。比如,即便在与沙俄和清朝都对峙、战争时,准噶尔依然能清晰地将两者区别开来。他曾致信康熙,“中华与我一道同轨”,“我并无自外于中华皇帝、达赖喇嘛礼法之意”。

但在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王朝的印度历史中,国家“认同”可以说从未真正产生过。无论是统治阶层还是地方精英,他们对“认同”的感知,从未超越过对利益的盘算。

如果把19世纪中期视为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起点,那么在这个转型开启之前,清朝中国已带有较为明显的“二元”特征。一方面,中国的经济结构、经济运作方式以及皇权统治,依然是传统、旧式的。但另一方面,清朝中国的治理手段和国家形态,已经具备了某些现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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