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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生:从全球看南北

而我们国内的南北差距,则主要是由于经济活力差异、外来竞争压力差异、内生增长动力差异导致的,其背后是市场和政府发挥作用机制的不同造成的。

首先来回顾一下改革开放40年——在这40年里,我们重点解决三个方面问题:第一是解决市场经济发展的问题,第二是解决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问题,第三是解决工业化发展的问题——这三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正是在发展市场经济、外向型经济和工业化经济这三件事上的不同,南北区域经济出现了显著的发展差距。

我们不要一谈北方经济问题就谈东三省,不妨来看一下北方经济的领头羊、排头兵山东。

首先来看一个指标,全社会开发与试验研究经费投入金额和强度。2017至2019年的三年间,全国经济四强省份里,山东无论是研发经费投入的规模还是研发强度,连续三年都是下降的。要知道,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三步走”目标。山东新旧动能转换、新旧结构转换、新旧模式转换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北方普遍存在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北方地区普遍存在。其实,不仅仅是北方的山东,刚才说的四强省份里,南方的江苏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从2009年至2017年的经济增长态势来看,江苏和山东的经济增长表现是优良的。在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份中,江苏人均GDP排名第一,可谓人杰地灵。但是,从2017年开始,江苏和山东的增长势头明显遇到了瓶颈(江苏经济总量2017年同比增长7.2%,2018年6.7%,2019年6%;山东经济总量2017年增长7.4%,2018年6.4%,2019年5.5%)——与浙江、广东一对比,它们的问题就出在经济发展方式转换上,在新旧动能转换、新旧结构转换、新旧模式转换上出现了差异。

新型全球化开启

《瞭望东方周刊》:全球经济的“南升北降”,除了北方自身的原因,是不是也有一些大环境的影响?

张燕生:全球经济“南升北降”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20世纪90年初开启的新一轮现代全球化,因开放程度之高、经济增速之快、覆盖经济体之广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被称为“超级全球化”时代。但这个时代已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而结束。

福山写《历史的终结》时,他没有想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后, 资本主义贪婪的真实面目就暴露出来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加控制的资本力量把IT革命推向了IT泡沫,而且在科技泡沫破灭以后,资本不想经历衰退和调整,搞出了一场更大的金融和房地产泡沫,导致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这两场泡沫经济,使美欧发达国家经济进一步“脱实向虚”,综合实力下降,经济社会内部矛盾激化,这是全球经济“南升北降”“东升西降”的重要背景。

我想强调的是,我们未来的改革开放将要面临的困难比过去四十年大得多。

《瞭望東方周刊》:旧有的时代结束了,新的时代也就开启了。你怎么看这个新时代?

张燕生:新时代有三个基本事实:

一是“超级全球化”的时代结束,新型全球化开启,或者说全球化进入了下半场。

经济全球化的上半场是由开放驱动、市场化驱动和创新驱动,造就了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但全球经济效率不断提高的同时,全球不公平不平衡不可持续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最终走向了现在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半场会怎样?从历史上讲,下半场从来都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激烈冲突殊死较量甚至走向战争的时期,从来都是全球经济陷入持续混乱失序的时期。

2020年3月18日,交易员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当天,纽约股市出现当月的第四次熔断

比如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以及七八十年代,就曾经发生过全球化倒退、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大国冲突加剧、经济深度衰退、国际社会分裂,如果再加上主要大国不负责任等复杂情况,最后的结果就是战争、动乱、萧条、滞胀、石油危机或者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

第二个基本事实是全球贸易投资减速。

1990-2007年全球贸易增长率是全球经济增长率的1.5至2.0倍,现在全球贸易增长率只是全球经济增长率的0.5倍,下一步可能更低,贸易不再扮演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作用。2020年预计全球直接投资金额只有2007年的一半,这个趋势也会继续。

第三个基本事实是,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开始从全球布局转向了分散化、本地化和区域化。

供应链安全战略导致政府对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的干预明显上升。另一个方面,就是大国科技战直接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合作关系。

在这三个基本事实的作用下,我们更要“胸怀两个大局,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央提出了要适应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新发展阶段讲好三个新故事

《瞭望东方周刊》:进入新型全球化时代,南北间的合作竞争与以前有何不同?

张燕生:新型全球化更多呈现出数字全球化、服务全球化、小而美全球化等新趋势。

我认为,新型全球化时代的中美战略竞争可能有三种:一种是特朗普时期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能源战,被称为消极惩罚型竞争;另一种可能是拜登上台后会采取的强硬遏制的积极共存型竞争,不打关税战,但团结盟国体系,承担国际责任,强调民主人权的制度优越性的竞争,比的是谁的创新做得好、法治做得好、高端做得好:第三种是选择性脱钩竞争,中美不全面脱钩,对美国有利的,不脱钩不强调对等,对美国不利的,强调脱钩对等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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