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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时代的中国瓷器

——官搭民烧

1602年,荷兰人劫得了一艘葡萄牙船只,船上满载了一批景德镇青花瓷。
克拉克瓷的盘口一圈被分隔成一个个独立区域,叫作“开窗”,也叫“开光”。

万历年间成书的《江西大志·陶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按逐年存贮器皿,堆积日多,库役皂快乘机盗窃,董事者且拣择馈送。是以公家之物,徒济贪鄙之私。隆庆五年春,蒙抚院议行将存留器皿委官查解折俸,因验得东、西库房贮存各器体质粗粝、花色暗黑,类多不堪。近年如此,远可类推。节经建议发卖或兑民窑,乞无成兑者。”这段文字透露了很多信息,值得细细品味。

卖不掉的官窑

“逐年存贮器皿”,是什么器皿?是官窑的落选瓷器。明代早期,各朝对官窑的落选瓷器,一律就地砸碎掩埋,仅仅是掩埋的方式与其他朝代有所不同。这样的制度,在成化朝之后,已然不復存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徭役制度的改变。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轮班制废除,改为“班匠银”制,可以说是徭役制度的货币化改革。徭役变成了赋税,相应地,官窑此后的烧造费用包括一切物料与人工,也都变为货币支付。于是,即使是官窑的残次品,也都以纯粹的货币数字来进行计算,这样变化的影响是巨大的。毕竟,打破的残次品瓷器背后,不再是看不见的人工,而是白花花的银两。于是,成化朝之后,官窑的残次品就不再被打碎,而是在当地被保存起来。

“库役皂快乘机盗窃,董事者且拣择馈送。是以公家之物,徒济贪鄙之私。”御窑厂的管理早已陷入一片混乱,而且自下而上,无不如此。所以,即使仍有砸碎残次品的制度,恐怕此时也难以执行。“节经建议发卖或兑民窑,乞无成兑者。”最后的办法是卖给老百姓,或者换成民窑的普通产品。可老百姓也不傻,官窑的劣质品,不但质次,而且价高。所以,不但没有人买,连换货的都没有。

从这段文字里,不但可以看到官窑对落选瓷器处理制度的变化,更可以看到官窑品质大大下滑。这样的窑业状态,简直是到了崩溃的边缘,似乎就差最后一根稻草。

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皇帝派太监潘相管理景德镇窑务。此时的景德镇御窑厂,早已不复明初永宣时期的辉煌,产品非但质量大不如前,数量也得不到保障。皇帝下令烧造的瓷器,数次都不能按量完成。

《在窗前读信的少女》,是约翰内斯·维米尔这位伟大的荷兰画家传世不多的作品中的一幅代表作。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狂热由此展开。

皇帝常常以为匠人不能尽心尽力,必是管理不善。而管理不善,怕是用人不力,于是屡屡更换督陶官。实则御窑厂积弊已久,哪里是换个督陶官便能解决的。而积弊的根源,也并非管理不善这么简单。

徭役改为赋税,匠人不再有服务于御窑厂的义务。御窑厂的生产,理论上可以按照市场价格聘请优秀工匠,但赋税进皇帝口袋容易,花出来又另当别论。所谓收支两条线,不可能专款专用,不像徭役无法移做他用。

可是皇帝的欲望并没有减少。有时一年下达的任务,就有几十万件之多,导致最终只能强行摊派,表面上雇用优秀的匠人到御窑厂工作,工资却可能数年甚至十数年不能兑现。

皇帝只管提出需求,督陶的中官又不能深入了解情况。景德镇当地从上至下皆是苦不堪言。最终的结果当然是能拖就拖,数量、质量都大不如前,以致被淘汰的次品,完全无人问津。这样的状况下,皇帝如果适当地妥协,尚能勉强维持,显然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群臣也多有劝谏,不过收效甚微。有一次,一位大臣苦苦劝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皇帝居然也被说服,可是过不多久,又行反悔。

窑业的管理,颇有技术的要求,即便当事太监毫无私心,想要清楚把握窑厂具体的状况,非深入窑厂、经过数年的学习不可,否则完全没有可能。地方利益的勾结,自然更加重了这一困难。

当事的官员,却常常以为只要施以严刑峻法,所有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过去的不力,不过是前任因仁慈之心受了刁民的欺骗。

但这样的做法,除了对原有体系雪上加霜之外,根本难以扭转乾坤。因为朝廷对窑业的压榨,已经到了窑业能够忍受的极限。

这一年,新上任的督陶官是太监潘相。皇帝的任务里,有一项是烧造龙缸。所谓龙缸,是画了青花龙纹的瓷器大缸。明代传世的龙缸,口径与高度都达到70厘米,虽然以现在的眼光,这样的缸远远称不上大,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却极为困难。

御窑厂内,专门建造了烧造龙缸的窑炉,这样的窑炉,干脆就被称为缸窑。专为一件瓷器建造窑炉,从未曾有,可见其难。

五彩是以多种金属元素为着色剂料绘制的,是明清时期著名的彩瓷品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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